多亏了国旅的导游帮我弄到门票,我乘电梯上楼,自己摸到
法国文献科学系图书馆,穿过一排一排的书架,来到藏在深处的“雨果研究小组”会议室。据说,此建筑是一位著名数学家的杰作,建筑结构体现了不少数学的特点和趣味。喜欢
法国文化的游客不要错过这里。
我到的时候会议刚开始,大会议桌两边坐了十几个人。通常,每次会议有一个事先商定的主题,但会议一开始,大家先交换全国有关雨果研究的各种最新信息。接着,由一位专家宣读自己的研究成果,大家质疑,回答,讨论,补充。今天的会议来了两位外国客人,一位是
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学的弗里德曼教授,另一个就是我。恰巧,今天的会议没有主要发言人,而弗里德曼教授带来的一篇论文已在某个讨论会上宣读过了。这样,大家不约而同把兴趣和目光集中到我的身上。你一言,我一语,向我提了许多有关雨果在中国的问题。我来赴会,只是为了获得第一手的信息,想看看法国“雨果研究小组”如何工作,想听听法国雨果专家谈论的话题,没有想到结果自己成了众矢之“的”。
我简要地介绍了我国翻译和研究雨果的基本情况,包括历史和现状。雨果是我国最早介绍的外国作家之一,长期以来深受中国读者的喜爱,这一点似乎没有使法国的雨果专家感到意外。但是,我提到中国的两家大出版社,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和
上海的译文出版社,对雨果的《
巴黎圣母院》和<<笑面人》等小说,各自组织有经验的翻译,出版自己的版本。这一点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我又提到,法国曾举办过雨果作品的外文译本书展,但展览会本身竞然没有小译本,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。
巴黎第三大学的拉斯泰教授把积压在心中的问题提了出来:“阿拉贡曾经说过,中国出版的《悲惨世界》印数达90万套之多,是否属实?”这并非事实,我如实回答。这—报导可能据不确切的间接材料,在阿拉贡写这句话的时候,中国只有几本《悲惨世界》的节选译本,到1984年,即在阿拉贡逝世以后,《悲惨世界》的五卷本全译本才在中国发行。
可是,由于阿拉贡个人的巨大声望,他的这一说法在法国流传很广。这也说明,法国的雨果研究界长朗以来与中国没有联系,才出现这样以讹传讹的现象。我也应大家的要求,介绍了我个人的研究工作,以及这次来法访问的具体任务。
最后,我和国旅的翻译一起走出会议室,会议室还响着长久的掌声,我想,如果国旅经常组织这样的活动,对增加中国和法国的文化交流非常有好处。更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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